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前，看老板娘把油条胚子抻成细长条，往滚油里一丢，油花立刻“噼里啪啦”炸开。她戴着褪色的蓝围裙，袖口沾着面粉，左手还攥着半根没包完的油条，右手已经抄起漏勺翻动油锅。“要两根？”她抬头冲我笑，眼角的皱纹堆成小山，“刚炸的，脆着呢。”
我咬了口油条，外皮酥得掉渣，里头却软乎乎的，带着点面香。旁边桌的张大爷正就着豆浆啃包子，他总穿那件灰扑扑的中山装，袖口磨得发亮。“丫头，”他突然搭话，“这油条啊，得配甜豆浆才香。”我点头应着，看他从兜里摸出个铁皮糖盒，往豆浆里撒了把白糖，搅得“叮叮当当”响。
八点整，早点摊的人多了起来。穿校服的学生举着包子跑过，书包带子在肩头晃；上班族捧着塑料碗，边走边吸溜豆腐脑；还有几个遛弯的老太太，围在摊前挑茶叶蛋，用指甲轻轻敲着蛋壳，听“咚咚”声判断熟没熟。老板娘的儿子——那个总穿黑T恤的瘦高个——从后厨端出两笼包子，热气“呼”地冒上来，模糊了他的眼镜片。
“让让，让让！”穿黄马甲的环卫工挤进来，把扫帚靠在墙边，要了碗豆浆和两根油条。他坐下时，马甲上的反光条还沾着露水，裤脚沾着泥点。“今儿这地儿扫得快，”他边吃边说，“昨儿夜里下了雨，落叶都黏地上，扫起来费劲。”老板娘往他碗里多舀了勺豆浆：“辛苦啦，多喝点。”
九点，人渐渐散了。老板娘的儿子蹲在摊前修三轮车，螺丝刀“咔嗒咔嗒”响；老板娘擦着桌子，抹布在油腻的桌面上画圈，擦出块干净的圆；张大爷还在慢悠悠喝豆浆，糖盒空了，他正用筷子尖蘸着碗底的糖渣舔。我起身要走，老板娘突然喊：“丫头，等下！”她转身从蒸笼里摸出个茶叶蛋，塞进我手里：“刚煮的，带着路上吃。”
我捏着温热的茶叶蛋往公司走，蛋壳上还留着敲过的痕迹，像朵小花。路过小区花园时，看见几个小孩在追一只花蝴蝶，他们的笑声和早点摊的热闹混在一起，成了这个清晨最鲜活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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